传说，汉武帝有一次带着卫青等人到清凉山打猎，突然遇到一头硕大无比的黑熊，卫青一箭射出，结果黑熊并未致命，猛向汉武帝扑来。情急之下，汉武帝跃下骏马与黑熊展开了搏斗，后来在卫青等人的帮助下，把黑熊活捉。
虽然这只是一则传说，但却反映了西汉时期长安城内人与熊斗的风尚。特别是汉武帝在建章宫建了虎圈、狮圈等，饲养着各种各样的猛兽。史书上说：“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汉书》还有汉武帝“手格熊”的记载。
在西汉流传至今的各种文物遗存中，也有大量体现人与兽较量的元素，比如霍去病墓就有一组“野人抱熊”石刻，以人与熊格斗为题材，石人体形粗壮，高额深目，隆鼻大嘴，牙齿外露，耸起双肩，用一双巨大的手，用力紧抱住一只熊，熊则狠咬此人的下唇，做不甘示弱状，斗得难解难分。
从造型艺术形式本身而言，“野人抱熊”石雕和霍去病墓其他石刻一样，都是采取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保持石材原有的体积感，不做镂空的处理，主要以简要明快的线刻和浮雕技法，局部结合圆雕刀法，因材施艺，使作品在写实中带有抽象、夸张的艺术韵味。
野人抱熊石刻中，可以说在艺术效果上，小熊负责“写实”，野人负责“夸张”。从正面看小熊比例真实，两腿踩着人的身体用力外蹬，企图逃离野人的禁锢，从小熊的背脊往下至脚跟，虽然它的右脚被自己的身体压住，但通过透视压缩是舒适的。小熊比例协调，大腿，小腿到脚趾真实可辨。
在保持石材原有的体积感的同时，通过对野人细节上微妙的处理，达到了夸张的艺术效果。比如石刻熊的体型比例非常严谨，但极度夸张了人的手，使人与熊的大小比例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冲突。
在具体处理上，整个作品外轮廓取原石之形稍加雕凿后采用通体减地凸雕的手法，野人的右手手臂被用一层约0.4厘米的厚度塑造出来，从肩膀一直延伸到手指头，虽然比真实的胳膊要薄，但却通过不合比例的处理把人手凸显出来，让观赏者感受到抱熊的野人的稚拙却有力的双手。
野人的脸部，也大有文章，头部颜面部分以圆雕的形式表现出来，石人被咬的表情，通过裂开的大嘴生动地表现出来，显得栩栩如生。而野人抱熊的形态边界是模糊的，从正面可以观察到的野人歪曲鼻梁，换个角度看却成了眼眶。人手的摆动线条从不同角度看，似乎在往不同的方向摆动，也造成了奇妙的观赏效果。
野人抱熊石雕也不失为早期大形石雕写实雕刻典范，但相比后期的石刻作品，仍给人以质朴乃至粗糙的感觉，远不如同时期的青铜器工艺品制作那么精美。有的人说，这是限于西汉时期钢制工具仍不够普及，无法深度加工高硬度的花岗岩所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霍去病墓的石刻一定要采用硬度最高的花岗岩作为石材呢？
要知道，石雕中常用的石材按硬度种类大致分为花岗石、大理石、青石、砂石，四种石材均质量坚硬、耐风化，是大型纪念性石雕雕塑的重要材料。其中的花岗石属岩浆岩，硬度最坚，也是霍去病墓石刻的主要石材；大理石、青石属石灰岩次之；砂石属沉积岩，硬度最低。
但即便硬度最低的砂岩，也具有良好的硬度和稳定的化学性质，巴黎圣母院、法国罗浮宫等都是几百年前用砂岩装饰而成的建筑。而硬度稍弱却在中国分布广泛的青岩，在中国古代都有应用于建筑的记载。
那为什么西汉时要选择最难加工的花岗岩、而不选择加工难度小一些的青岩或砂岩作为原料呢？小编认为，这并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霍去病死后，汉武帝痛惜不已，提出要“为冢象祁连山”，就是将其墓冢的形状塑造成他西通西域、北击匈奴途中的名山祁连山,
而祁连山的主要石料材质，就是花岗岩。选择坚硬的花岗岩作为石材，更能纪念霍去病一生战斗于祁连山脉的汉马功劳。
其次，霍去病墓循石造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不是加工能力不足的表现，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表现手法，深受巴比伦斯基泰艺术的影响，比如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石雕和新巴比伦王国期的“猛狮扑人”石雕在手法、风格上都是极其相似的。
而另一个影响因素——斯基泰文化，其部落是史载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汉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虽长期处于军事冲突当中，但同时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因此也在文化上产生相互的影响和交流，最具典型风格的是斯基泰野兽纹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纹饰上非常流行。
由此可见，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霍去病石刻，不仅见证了霍去病将军戎马一生、南征北战的不朽功绩，也为人类文明的深度交流互促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印记。
